“姑妈，我考研初试成绩出来了……”我攥着手机，心跳如鼓。“嗯，学院官网会发通知，耐心等。”裴雪鸿的声音平淡，门锁的咔哒声却像重锤敲在我心上。

　　过去一年，每个周六我都准时出现在她家，从客厅到书房，从书架到地板，每一寸都留下我擦拭的痕迹。

　　屏幕上的数字卡在三百六十七，比去年北城理工大学环境学院的复试线低两分。我盯着看了很久，久到手机自动熄屏，黑色屏幕上倒映出我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。

　　“看见没？”我爸苏建国的声音从听筒里钻出来，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电流杂音，“你裴雪鸿姑妈在北理大当院长，就住学校家属院。你每周六过去，帮着收拾收拾屋子。”

　　“要什么要？”他打断我，语气里那种熟悉的焦躁升了上来，“她是你姑妈！你勤快点，多走动走动。她手指缝里漏点消息，够你少走多少弯路？”

　　“有什么不合适？”他的声音又拔高了一度，“你知道多少人想攀这层关系攀不上吗？”

　　裴雪鸿确实是我姑妈，但关系远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她是我爸的表姐，我总共只见过她两面。一次是我十岁那年，她回老家参加什么学术会议，顺路来看了一眼。她穿一件米白色针织衫，站在我家门口的水泥地上，鞋边沾了点灰。我妈端茶出来，她接过去时说了声谢谢，声音很轻。第二次是我大二，她来我们学校讲座。我挤在礼堂最后一排，看投影幕布上她的简介——一长串头衔里，“长江学者”和“国家杰出青年基金”这几个字格外刺眼。

　　那天晚上我爸喝了点酒，拍着桌子说：“看见没？这就是你姑妈！咱们苏家出的凤凰！”

　　血缘其实已经很淡了。裴雪鸿的父亲和我爷爷是堂兄弟，到了我们这代，基本就是过年群发祝福短信的关系。可在我爸心里，这层关系重得像座山。

　　“地址你存好。”我爸在电话那头说，“这周六就开始去。你裴姑妈忙，你去干活儿，别添乱，眼睛放亮一点。”

　　我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，床板很硬，硌得腿麻。窗外是北城四月的黄昏，天空泛着脏兮兮的橘红色。合租的室友在厨房炒菜，油烟味顺着门缝钻进来。

　　这是栋六层的老楼，红砖墙面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藤蔓。三单元的门禁系统坏了，单元门虚掩着。我上到四楼，对着401的门牌深呼吸三次，才按响门铃。

　　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，短发，戴一副细边眼镜，穿着浅灰色的家居服。“是苏晚吧？”她侧身让我进去，“裴老师交代过了，你叫我陈姐就行。”

　　玄关很窄，地上摆着两双拖鞋。一双深棕色皮质的，鞋头有些磨损。另一双是崭新的浅蓝色棉拖鞋，标签还没拆。陈姐把那双新的推到我脚边：“穿这双。裴老师让你主要打扫客厅、餐厅、厨房，还有客卫。书房和卧室不用进去。”

　　房子比我想象的小。两室一厅，大约八十平米。客厅的沙发是布艺的，已经洗得有些发白。茶几上堆着几本摊开的期刊，最上面那本的封面印着英文单词“Ecology”。书架占满了一整面墙，塞得满满当当，一些书横着架在竖排的书上。

　　“抹布和清洁剂在阳台。”陈姐指了指方向，“拖把在卫生间门后。你先擦家具，最后拖地。”

　　她说完就进了靠里的那个房间，关上了门。后来我知道那是书房，裴雪鸿在家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里面。

　　灰尘比想象中多。书架顶上积了薄薄一层灰，手指抹过去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。茶几上的期刊得一本本挪开，擦干净桌面再原样摆回去。摆回去时我瞥了一眼翻开的那页，满篇的曲线图和方程式，标题里有个词我认识——“湿地修复”。

　　裴雪鸿走出来。她穿着深蓝色的毛衣，袖口挽到小臂。头发比几年前白了不少，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个髻。她看了我一眼，点了下头：“来了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她径直走向厨房，打开冰箱拿了瓶矿泉水，拧的时候手滑了一下。我这才注意到她右手的手指有些不太自然的弯曲。她换了左手，用力拧开瓶盖，喝了两口，又转身回了书房。

　　那天了三个小时。擦完所有家具，拖了两遍地，把垃圾袋拎到楼下。陈姐在我走之前递过来一个信封：“裴老师交代的，劳务费。”

　　“每周六上午九点到十二点，时间你自己掌握，干完就能走。”陈姐送我到门口，“下周来之前给我发个消息，万一裴老师临时有事。”

　　我渐渐摸清了规律。裴雪鸿通常周六上午都在家，但她几乎不出书房。偶尔出来接水或者去卫生间，也是步履匆匆。我们碰面时她会点个头，有时候说声“来了”，有时候什么都不说。

　　陈姐告诉我，裴雪鸿带的科研团队有二十几个人，除了上课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。周六上午是她在家处理邮件和写材料的时间。

　　“裴老师手不太方便。”有一次陈姐闲聊时说，“年轻时候做野外采样，冬天在湿地待太久，落下了风湿。后来又常年用显微镜，手指关节都变形了。”

　　房子不大，但打扫起来并不轻松。裴雪鸿的书太多了，书架塞满后，客厅墙角又堆起了两摞半人高的书堆。灰尘落在书脊的缝隙里，得用软毛刷一点点清理。她似乎不在意居住环境，沙发套洗得褪色了也没换，餐桌一角有块陈年污渍，怎么也擦不掉。

　　茶几上的期刊每周都换，但总是翻到特定的某一页，有时候夹着便签，有时候用铅笔画了线。阳台上养着几盆绿萝，叶子总是擦得干干净净。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便条，上面是手写的英文单词，每周换一个——上周是“resilience”，这周是“biodiversity”。

　　第三个月的一个周六，我照常去打扫。那天裴雪鸿难得在客厅，坐在沙发上看一份打印材料。我拖地拖到她脚边时，她忽然开口：“你今年大四？”

　　她抬眼看了看我，那眼神很平静，像在打量一件物品。然后她点了点头：“哦。”

　　她继续看她的材料。我继续拖地。拖把摩擦地板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响。

　　那天走的时候，陈姐递给我信封时多说了一句：“裴老师问你是不是每周都来得很准时。”

　　我试过一次。那天裴雪鸿书房的门虚掩着，我端着一盘苹果站在门外，听见里面在开视频会议。全英文，语速很快，夹杂着“沉积物”“氮循环”“模型校准”这些词。我在门口站了十分钟，最后把苹果放回了冰箱。

　　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，信封里的钱会多两百。陈姐解释说：“裴老师说月底大扫除辛苦，加点辛苦费。”

　　七百块。我全部存进了一张不用的银行卡里。卡是大学时办的，余额短信提醒早就关了。我计划着，等攒够了钱，就租一个离市图书馆更近的房子，这样省下来的通勤时间可以多做两套真题。

　　北理大环境学院去年的复试线是三百六十九。我的模拟考成绩在三百六十五到三百七之间波动，像心电图一样起伏不定。

　　那个周六我照常去裴雪鸿家。一进门就看见客厅角落里多了棵小小的圣诞树，大概一米高，上面挂着零星的几个彩球。树下放着几个包装好的礼盒。

　　“下周裴老师生日。”陈姐一边帮我拿围裙一边说，“几个学生要来。你今天把玻璃都擦一遍，特别是阳台推拉门。”

　　我擦玻璃的时候格外用力。冬日的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。书房里隐约传来说话声，门没关严。

　　“基本还是去年的阵容，秦老、宋教授、高院长，加上您。但高院长说那天可能有校务会，问要不要让严老师替补。”

　　严老师。我听过这个名字。环境学院的官网上有他的介绍——严知行，副教授，研究方向是水污染控制。他是裴雪鸿带出来的第一批博士之一。

　　那天离开时，雪下大了。陈姐破例送我到单元门口，递给我一个保温袋：“裴老师让给你的，说天冷。”

　　公交车在雪地里慢慢开。我捧着豆浆，看窗外掠过的街道和行人。忽然想起我爸常说的话：“人情就像存钱，平时多存点，急用的时候才能取出来。”

　　更不知道，如果真以考生的身份站到裴雪鸿面前，她会不会从这单薄的账户里取出哪怕一丁点关照。

　　我只希望，如果真有那一天，她不要认出我是那个每周来她家打扫卫生的、几乎陌生的远房侄女。

　　“那你稳了啊！”他的声音里透着兴奋，“赶紧给你姑妈打电话！问问排名！问问复试考什么！”

　　“那你问问你姑妈能不能内部查查！”他的语气又急了，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！”

　　“我报的是北理大环境学院。”我一口气说完，“想问您……知不知道复试通知大概什么时候发？”

　　那天下午陈姐不在，房子里只有我和裴雪鸿。三点多，书房传来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过去敲门。

　　“不用。”她直起身时，手里那叠纸最上面一页的标题正好对着我——《北城理工大学环境学院2025年硕士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　　要求准备的材料列了一大串，最后一条是：“请自备个人简历八份，面试时提交。”

　　“简历！简历好好写！把给你姑妈打扫卫生的事写进去！这最能体现你踏实肯干！”

　　“你懂什么！”他打断我，“听我的！你这孩子就是太老实！你每周都去，你姑妈对你印象肯定不差。面试时她要认出你，这就是缘分，是加分项！”

　　做简历时，我在“社会实践”那一栏停了很久。最后写下：“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，定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。”

　　那天陈姐请假，裴雪鸿要去学校开一天的会。她出门前给了我新任务：“书房需要彻底清洁，你今天可以进去打扫。注意，书桌和茶几上的文件、书籍不要动，只清洁表面。”

　　房间比我想象的还小。三面墙都是书架，塞得满满当当。窗边是一张不大的书桌，堆着高高的论文和资料。我小心翼翼地擦书架玻璃，看见许多书脊上都印着“裴雪鸿”三个字。

　　擦到第二排书架中间时，我看见一个木质相框。里面是张合影，七八个穿学位服的年轻人围着笑容温和的裴雪鸿。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：“2018届硕士毕业留念”。

　　阳光斜射进来，照在书桌一角的一叠文件上。最上面是个浅蓝色的文件夹，侧面标签打印着：“2025硕士复试-初筛材料”。

　　我知道，如果翻开，可能会看到复试名单。可能会看到我的名字，看到其他考生的分数和背景。

　　拖把头在文件夹旁边的地板上划过。我起身去洗拖把，回来时发现文件夹的位置好像挪动了一点。可能是我刚才不小心碰到的。它现在斜靠在另一摞书上，封口松了，露出里面打印纸的一角。

　　我蹲下来，用半干的抹布，小心地把那个蓝色文件夹推回原来的位置，摆正，让它的边缘和桌沿平行。

　　那天我三点就走了。在家属院门口碰见裴雪鸿回来。她提着公文包，身边跟着个四十岁左右、戴黑框眼镜的男人。两人在讨论什么“面试评分标准”，看见我时停了。

　　裴雪鸿点了下头，对旁边的男人说：“严老师，这是我亲戚家的孩子，苏晚，每周来帮忙做点家务。”

　　我没来得及回答，裴雪鸿接了过去：“她报了我们学院。初试过线了，在等复试。”

　　他们往家属院里走，我往公交站走。转身时，隐约听见严教授压低的声音：“裴老师，您这亲戚的孩子要是进了复试，我们这边是不是要……”

　　他拖个大行李箱，直接找到我租的房子。那是个十五平米的小单间，月租一千二，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公用的。

　　“这地方能住人？”他一进门就皱眉，“我在你考场附近订了酒店，这两天搬过去。”

　　他打开行李箱，里面是两套新衣服：“这套正式的面试穿，这套平时穿。都是商场买的，别给你姑妈丢脸。”

　　他的动作顿了顿：“去坐了坐，带了点老家的特产。怎么了？亲戚走动不正常吗？”

　　“我怎么了？”他的声音尖利起来，“我是你爸！你知道现在考研多难吗？三百七十一分！就比线高两分！那些高三四分最后被刷下去的多了去了！你不找关系，别人都在找！”

　　我们大吵了一架。吵了什么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最后他指着我，声音发抖：“你清高！你了不起！那你就全靠自己考！看你考不考得上！”

　　复试前三天，学院网站更新了通知，加了一条：“面试将分为A、B两组同时进行，考生分组于面试当天现场抽签决定。”

　　那晚我做了个混乱的梦。梦见自己站在空荡荡的面试室，对面坐着几团模糊的影子。我递上简历，他们看了一眼就扔在地上：“一个打扫卫生的，也配来考研？”

　　陈姐发来的微信：“裴老师让我告诉你，本周六（4月19日）上午她有安排，你不用过来打扫了。面试加油。”

　　这两个信息在我脑子里转，引出一个我不敢细想的问题：如果她知道我那天面试，如果她知道我每周六都去她家，如果她特意把面试安排在周六——

　　“来送点东西。”我递给她一个纸袋，“老家寄来的新茶，给姑妈的。明天我……有事，可能来不了。”

　　陈姐接过纸袋，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：“裴老师明天也不在家。她要去学院，开一天的会。”

　　我想问陈姐知不知道明天开什么会。想问抽签的细节。想问裴雪鸿最近有没有提起过我。

　　那晚我最后一次核对材料。八份简历，成绩单，身份证，准考证，证书复印件。把它们整齐地码进透明文件袋，塞进背包最外面的夹层。

　　对着洗手间模糊的镜子练习微笑时，忽然想起，过去一年的每个周六早晨，我也是这样准备出门。只是目的地从裴雪鸿家那栋红砖楼，变成了环境学院那幢灰色的水泥楼。

　　收拾背包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那双半旧的橡胶手套也塞了进去。没什么理由，只是一种习惯。

　　公交车需要换乘一次，总共五十分钟车程。我戴上耳机，里面是昨晚录的英语问答练习。声音是我自己的，但听起来陌生，像另一个人。

　　我站在509会议室门口时，八点四十五分。走廊里已经有十几个考生。有人小声背英文，有人反复翻笔记。空气绷得很紧。

　　我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，把背包放在膝盖上。橡胶手套在包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，我下意识地把它往深处塞了塞。

　　“现在公布分组抽签结果。念到名字的同学记住组别。A组在509室面，B组在斜对面的511室。”

　　九点整，会议室门开了。第一个考生走进去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瞥见里面是张长条会议桌，对面坐着五个人影。

　　等待的时间被拉得很长。第二个考生进去时，我隐约听见英文提问。第三个考生进去前不停抖腿，出来时脸色惨白。

　　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前最后一瞬，忽然想起每个周六推开裴雪鸿家单元门的感觉。

　　会议室比想象的小。窗户朝东，晨光斜射进来，在深色会议桌中央投下一道光带。

　　我几乎立刻认出了最左边的严知行教授——那天在家属院门口见过。他今天穿浅蓝色衬衫，朝我微微点头。

　　最右边还有一位，看起来最年轻，约莫三十五岁，戴无框眼镜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。

　　我把八份简历依次递到每位考官面前。最年轻的那位接过时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声音很平静。

　　我开始背那篇演练过无数遍的英文自我介绍。声音还算平稳，至少我自己听不出抖。

　　白发老教授推了推眼镜：“你本科阶段在滨城环境监测站实习过，主要参与什么项目？”

　　严教授开口了。他问了个具体的专业问题：“谈谈你对微塑料在淡水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化机制的理解。”

　　我尽力把本科所学和近期看的文献结合起来回答。说到一半时，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。

　　大脑飞速搜索。裴雪鸿的书房。那张书桌的笔筒里，就有一支一模一样的笔。有一次我擦桌子时，那支笔滚到地上，我小心捡起来放回去。笔杆上有个很小的、独特的logo，当时没细看。

　　如果是普通款式就算了。但那支笔的设计很特别，我在别处没见过。而且，裴雪鸿笔筒里的笔大多是黑色或深蓝色，只有那一支是墨绿镶银。

　　白发老教授推了推眼镜，没有回应。他只是再次低下头，看我简历的眼神变得有些难以捉摸。

　　过去一年的每个周六清晨，我拎着水桶和抹布，站在那栋爬满枯藤的红砖楼前按门铃的画面，不受控制地涌了进来。

　　女教授低下头，在我的简历上写了很长一段评语。写完后，她抬起头，深深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很复杂，像在审视，又像在评估什么难以量化的东西。

　　“好的，面试到此结束。你可以离开了。最终结果三个工作日内会在学院官网公布。”

　　我就会在她面前，在我的研究生复试现场，在递上写着“苏建国之女”的简历之后。

　　她正在和一位女老师说话，手里拿着个文件夹。我下意识侧身，躲到一根承重柱后面。

　　“不过来了，学校有个紧急会议要她主持。”陈姐回答，“严老师不是在509了吗？裴老师说，有他在就可以了。”

　　“那倒也是。”女老师点头，翻开文件夹看了看，“严教授是她带出来的第一批博士，面试的标准和尺度，肯定都清楚。”

　　我忽然想起书房里那张合影——2018届毕业生。严教授看起来四十多岁，博士毕业至少是十几年前。所以他不止是她的学生，更是早期弟子，堪称“开山大弟子”一样的存在。

　　那么，今天面试我的五位考官中，至少有一位，是裴雪鸿学术血脉的直系传承者。

　　最年轻的那位——周副教授，简介最后一行：“师从裴雪鸿教授，2015年获博士学位。”

　　严知行教授——简介里同样写着：“师从裴雪鸿教授，2008年获博士学位。”

　　她的简介里，有一行这样的描述：“2012年至2015年，于裴雪鸿教授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”

　　我再仔细看高副教授的简介。在密密麻麻的成果列表中间，发现了一句：“曾作为主要成员，参与裴雪鸿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。”

　　秦教授呢？我重新仔细读他那长得多的简介。在最后一段，看到一句：“长期与裴雪鸿教授团队保持学术合作，共同指导博士生三名。”

　　其中四个，都与那个我每周去为她打扫房间的女人，有直接或极其紧密的学术关联。

　　严教授肯定知道。他不仅在家属院门口见过我，知道我是“亲戚家的孩子”。他今天更是特意问了我父亲的名字，特意提起了裴雪鸿。

　　周副教授呢？他特意提到我本科的科研实践，还低声问秦教授裴雪鸿是否做过联合指导。

　　秦教授呢？他看起来最和蔼，但最后那个关于亲戚关系的、最关键的问题，是他问出的吗？不，是宋教授问的。但秦教授显然知情。

　　没有人知道，我把每个月那五百或七百元“劳务费”悄悄存起来，梦想着租一个离知识更近的容身之所。

　　在花坛边坐了二十分钟，我看着其他考生陆续从楼里出来。有人兴奋地打电话，声音雀跃。有人垂头丧气，步履沉重。

　　我看见严教授和一位年轻助教边走边聊，经过花坛时，他看见了我。他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，但没停留，也没说话，继续往前走。

　　我不知道自己还想做什么。也许是想看看511会议室什么样，B组的考官又是谁。也许，只是内心深处那份强烈的不甘心，驱使着我的脚步。

　　四楼的走廊已经空荡荡，面试全结束了。509和511的门都开着，保洁阿姨正在里面打扫。

　　“……没有。”我顿了顿，“阿姨，请问今天在这间教室面试的老师们，您认识吗？”

　　会议桌上有几个用过的一次性纸杯。其中一个杯壁上，印着一圈浅浅的口红印。说明B组也有女考官。

　　“A组（严负责）：苏（亲）、张（382）、刘（380）…B组（宋负责）：陈（381）、王（379）…裴院长交代：一切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，无需特殊考虑。”

　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，正好落在“苏（亲）”这两个字上，落在“无需特殊考虑”这六个字上。

　　还是说，正因为标了“亲戚”身份，反而要更严格地审视，以证明全过程的绝对公正？

　　这张纸没写任何结果，它只揭示了一个冰冷的事实：在考官们眼里，我是“苏（亲）”，而不是“苏（371）”。

　　宋教授站在他身后，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随即移向我紧握背包带子的手——那双橡胶手套的一角，从背包侧袋露了出来。

　　宋教授也走进来，她拿起桌上的水壶，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喝了一口后，她看向我。

　　“哦。”她点点头，又喝了口水，“裴老师家虽然不大，打扫起来也挺费工夫吧。”

　　办公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，在规律地走动，发出咔、咔的轻响。

　　她放下水杯，走到我面前。她的眼神锐利如刀，仿佛要穿透我的皮肤，看清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

　　“因为她不想让你为难，也不想让自己为难。”宋教授的声音很清晰，每个字都敲在我耳膜上，“她让我和严老师来，是因为我们都是她一手带出来的学生。我们最清楚她的学术标准，也最明白她为人处世的原则。”

　　“裴老师的原则是，学术归学术，人情归人情。所以，她从来不收任何亲戚、朋友的孩子进自己的课题组。一个都没有。”

　　“但你是第一个。”宋教授说，“第一个以亲戚身份，来报考她所在学院的硕士生。所以她很为难。不招，家族人情上或许说不过去。招，就打破了她坚持了近三十年的规矩。”

　　“所以她让你每周去她家。她想亲眼看一看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。是想真心实意做科研，还是仅仅想借她这块‘跳板’。”

　　“你今天面试的表现，可圈可点。”宋教授说，“专业基础回答得比较扎实，英语口语也流畅。初试三百七十一分，过了线。”

　　“但你知道，B组有个考生初试三百八十二分吗？还有一个，本科就以第一作者发过SCI论文。”

　　“今年全院通过统考招的名额，非常有限。”严教授的声音响起，“我们这组，和B组，最终可能各自只有一个录取名额。”

　　“面试成绩，在总评里占百分之五十的权重。”严教授说，“如果你的面试表现足够好，综合评分就能占优势。”

　　“我们刚刚已经给你的面试打了分。”宋教授从桌面上拿起一张评分表，“但最终的录取结果，需要综合初试和面试分数，加权计算才能确定。同时，也需要……”

　　因为严教授和宋教授都是她的学生，他们必定会尊重她的意见。而高副教授是她的重要合作者，同样会充分考虑她的态度。周副教授是她的年轻弟子，更不用说。

　　“她今天没有出现，是因为她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。”严教授说，“她需要时间。”

　　口袋里的那张纸，坚硬的折角硌着我的大腿。我伸手进去，指尖触碰到那行冰冷的字迹：“裴院长交代：一切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，无需特殊考虑。”

　　宋教授的回应紧接着响起：“那她今晚肯定会找我们要详细的面试记录。你把我和高老师上午记的评估笔记整理好，一并发给她。她知道苏晚每周去打扫卫生的事吗？”

　　“陈姐应该汇报过。”宋教授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但她从未在我们面前主动提起过。刚才那孩子自己承认了。”

　　“怎么一直不回消息？到底怎么样了？我给你姑妈打电话她一直不接！你快点联系她问问情况啊！”

　　车辆启动，缓缓驶离路边。我回过头，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，再次看向那扇五楼的窗户。

　　我看着窗外掠过的商铺、行人、高架桥。这座城市，我待了将近一年。每周六穿越半个城区去做保洁。每天泡在图书馆或出租屋里刷题。住着月租一千二、只有十五平米的小房间。吃着最简单、最便宜的饭菜。

　　还是因为，她终于不得不直面这个困扰了她一年的难题——是否要为自己远房亲戚的孩子，破一次例？

　　我甚至不知道，今晚她看完录像后，指间轻轻落下的一笔，会为我勾勒出怎样的未来。

　　听筒里传来的女声，平静，清晰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、属于实验室和学术报告厅的冷静质感。